三件革命文物的秘密(黄建栋)

                 青花碗 铁皮盒 牛皮箱
       三件革命文物的秘密

黄建东
 

清明前夕,三件珍贵革命文物落户海门烈士馆,这些文物曾经经历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鲜活教材。

  一只青花瓷碗见证满门忠烈

  梁刚(73岁,企业退休干部,梁志清烈士的孙子,梁振雄烈士儿子,)讲述了这件烈士遗物青花瓷碗的历史:

  “这是一只小巧玲珑的细瓷汤碗,碗底父亲梁振雄刻有“雄记 办用 於1937.4作”,碗的外侧画有两个鲜活的古代人物。1937年距今已经80多年,我父亲那个年代,穷苦人家生活当真不容易,他省吃俭用买了10只汤碗,按通东的风俗,在每一个碗底都刻了字。如今青花瓷碗经历了五代人,82年的风风雨雨,10只汤碗在使用中损坏了9只,剩下最后一只,显得尤为珍贵,看到这只碗,就想起我们一家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四位烈士。他们是爷爷梁志清、父亲梁振雄及两个叔叔梁振兴和梁振南。

  我爷爷梁志清,四甲镇胜宏村(梁家园)人,生于1898年,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南通县三余区区委委员。他入党时,正是红十四军创建时期。通海地区的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下,在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掀起了一场规模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1930年2月6日,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等在草篷镇附近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红十四军一大队成立,任命仇建忠为大队长,从此通东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爷爷梁志清受党组织指示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去苏南搞武器弹药,把长枪、机枪装在棺材下的夹板中,上面摆上尸体,避开敌人的检查;把油桶剖开做成双层,装上盒子枪、子弹、手榴弹,然后焊牢,上面看上去是油,而下部装的是弹药,用装粮油的船运送给红十四军装备部队。他多次秘密、安全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他在草篷镇的油坊里设立了地下党秘密联络点,红军的会议多次在那里召开。

  1930年8月19日,他回家办事,被反动地主梁兆章发现,反动区长季秉谦带领十几个士兵包围了梁家园。梁志清扑沟撤退时,在距离家东边200米的河里被敌人子弹击中,光荣牺牲,年仅32岁。

  我父亲梁振雄,1912年出生,1945年参加革命,在土改工作队任职,1946年6月报名参军。参军那年他已经有了3个孩子,妻子又怀孕在身,生活异常艰辛,在随部队开拔之前,为减轻负担,忍痛把小女儿送给人家,随后一路向北奔赴山东征战。在华野四纵12师36团1营1连任文教委员,当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他参加了孟良崮战役,12月参加莱阳战役,多次负伤。1948年6月在开封战役中他壮烈牺牲,时年36岁。

  我的两个叔叔也是在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中共地下机关南通县江海公司主任梁振兴,牺牲时22岁;华野1师3旅特务营1连指导员梁振南,牺牲时20岁。

  1947年底,父亲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叙述了部队对他的培养教育,告诉家里,自己很好,有了进步,在山东前方打了胜仗,叫家里不要挂念,嘱咐把孩子带好。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对老母亲和妻儿的思念之情。母亲一直把这封信珍藏在身边。父亲牺牲之后,刻了字的碗成为永久的念想,传给儿子、孙子,让后代牢记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

  铁皮盒里藏着红十四军史

  笔者是捐赠此文物者、南通市委党史办离休干部江焕如女士的儿子。

  “这是1979年至1985年期间父母亲黄一良、江焕如两人在刘瑞龙领导、指导下编校红十四军史料使用的革命文物。

  海门通东革命老区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红色根据地,1928至1930年,共产党播下火种,在这里诞生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这是江苏境内惟一一支正规红军武装力量。

  由于史料掌握的不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这段历史的调研还未做到认真、细致、全面,因此,中央对红十四军的历史地位尚未作出基本的肯定和公允的评价。在一般的党史和革命史著作中,绝少提及通、海、如、泰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在红军系列中也不见红十四军的番号。许多人对红十四军是否确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正式革命武装力量,尚有怀疑。

  文化大革命期间,老干部受到迫害,由于康生和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政治迫害,刘瑞龙1961年完成的《回忆红十四军》的单行本未能同广大读者见面。《回忆红十四军》稿本和清样成了刘瑞龙的一项“罪证”,使他在狱中被关押了5年之久。

  1979年8月,南通地委的抢救党史工作从调查、研究、整理红十四军史料着手。成立了《回忆红十四军》五人编校组,黄一良、江焕如为骨干。这个小组在刘瑞龙领导、指导下工作。在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南通地区抢救党史工作上马。父母亲黄一良和妻子江焕如负责外调、采访、收集史料,以及核实和执笔。当时搞党史工作,并无专项经费,他们发扬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从地委宣传部借了一只旧的盒式录音机开始采访、收集史料。无办公地点,整理史料就在宿舍里,出差途中就在火车上、招待所,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工作。父母亲前后多次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走访、调查当年参加武装斗争的李维汉、张爱萍、黄火青等老同志,到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上海图书馆查询史料。

  父母亲抄写史料卡片5000多张,为此量定尺寸做了两个铁皮盒子。铁皮盒轻便防潮,便于携带,用于查找、收集资料十分方便。

  父母亲在采访、执笔整理史料时,按照老一辈革命家的要求,从浩瀚的史料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考证、核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抓住规律,掌握本质,使红十四军的的史料核查整理工作,尽可能符合党性、科学性,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1980年4月,父母亲在北京刘瑞龙家,刘老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把参加过的会议记录、来往电报、文件放在随身携带的文件箱中珍藏,行军中宁可丢掉衣物,也要保荐革命资料。”当年4月29日,父母亲又去刘瑞龙家商讨工作,由刘老口述,父亲黄一良执笔写给李维汉一封信,信中写道:“《回忆红十四军》这本书即将完稿付印,您所说的‘真实’两字,我们还是做到了;所提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也是努力去办……”

  这个铁皮卡片盒、卡片记录了红十四军的革命历史,见证了老一辈开国元勋对亲身经历的革命历史的真诚感情,见证了党史工作者对史料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地下党运送秘密文件的牛皮箱

  “这个皮箱是1946年父母亲上大学时置办的。跟随父母亲80多年,走过千山万水,既到过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到过艰苦的农村。

  2011年,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革命英烈后代撰写的《向父辈致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集》出版,书中有一篇文章由母亲江焕如口述,我撰写的文章,题目是《迎接上海解放的日日夜夜》,这本书中记录了有关这个皮箱的故事。”

  书中母亲口述:“解放前夕,我的家(徐家汇同仁街103号)被上海地下党选定为秘密联络点,经常有一些领导同志在此地开会、布置工作、发放信件文件,常常一忙一个通宵(1949年4月初到解放前夕,一位姓吴的地下党女同志一直住在我家)。他们的活动我有时也参加,还用皮箱运送过秘密文件,记得4月19日夜,我们6个人(四女二男)一直忙到第二天天亮,天蒙蒙亮,当夜我被派出去观察放哨。

  1949年3月我担任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党支部书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地下党布置的学校迎接解放的工作中去。首先是迎接上海解放的宣传发动工作,在学生中做好应变工作,做好捐款捐物,及时传达党的指示以及解放区的一些消息。还和进步同学办了半月刊等一些油印刊物,以此宣传革命,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这些宣传品也是用这个皮箱运送。这些刊物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起到了匕首的作用。其次,为配合解放军入城,我们还发动同学参加了街道、地段的道路调查。上海的街道十分复杂,我们的任务是把淮海路、重庆路、长乐路一带地形查清。我分配进步学生,每人到一段观察地形,仔细记录,看看哪条弄堂通往哪条街,有什么标志都默记在心,绘上简图,以便解放军进军大上海时能一目了然。

  我每天都要同地下党上级领导秘密接头交接情报,接受下一步工作的指示。有时课上了一半,已到了接头的时间,只好匆匆地赶去。我总是来去匆匆,但我的行动已被国民党特务注意,有好几次发现身后有人盯哨,都机灵地甩掉了尾巴。看来敌人已注意到我的行踪。有一次收留我住宿的文艺界名人应云卫伯伯在淮海路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聚会时就有人问他:‘住在你家的一个女孩总是有人盯哨,她是你什么人?’应云卫先生沉着应对:‘一个小姑娘家有什么问题,她是我女儿的小朋友。’一句话化险为夷,支开了此人,他提醒我要严加防范。这样在大家的掩护下,我紧张而平安地忙碌着,坚持到了上海的解放。”

  值得纪念的是这只为上海解放运送秘密文件的皮箱,在30年之后的1979年又为编校刘瑞龙《回忆红十四军》一书收集放置史料,刘瑞龙、黄火青、张爱萍、李维汉等开国元勋的证明材料都曾经放于箱子中。皮箱见证了解放上海革命岁月的血雨腥风,见证了革命先辈对党的忠心耿耿。